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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再复
内容简介：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最大的问题，一是暴力崇拜，一是权术崇拜。它们影响和破坏了中国的人心，化作中国人的潜意识，正是中国人的地狱之门。 ——刘再复影响中国世道人心的书，不是政治、哲学、历史经典，也不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各种经典，而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部文学经典。它进入中华民族的潜意识，构成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的一部分。本书是在肯定《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文学价值的前提下，对两部经典进行价值观的批判，为大众阅读理解经典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试读
“双典”是刘再复书中用语，指的是我国文学经典《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今次，他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几乎是最多国人阅读，最受读者和通俗媒体追捧的古典小说。《水浒》和《三国》不仅被国人阅读了数百年，而且被国人崇拜了数百年。如果不计阅读质量而仅计算发行数量，笔者相信“双典”是中国流传最广的古典作品，在《红楼》、《西游》、《金瓶》之上。文学批评关注的只是小说，要是算上说书、鼓词、评弹、影视、漫画、网络游戏等古老和现代的媒介形式，那《水浒》和《三国》的流传程度，更是惊人。“双典”浸润了一代又一代的“三国迷”、“水浒迷”，喂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三国中人”、“水浒中人”；“双典”既是语言文字载体的小说艺术，又和读者的崇拜、批评的追捧、媒体的利用一起，构成一种文化现象。刘再复的《双典批判》，以一人之力与这种文化现象抗衡，大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他提出的基本论点是具有震撼性的，对“三国迷”和“水浒迷”无异于当头棒喝：
五百年来，危害中国世道人心最大最广泛的文学作品，就是这两部经典。可怕的是，不仅过去，而且现在仍然在影响和破坏中国的人心，并化作中国人的潜意识。现在到处是“三国中人”和“水浒中人”，即到处是具有三国文化心理和水浒文化心理的人。可以说，这两部小说，正是中国人的地狱之门。
不过，刘再复是讲道理的，他并不是故作惊人之论，也不是要跟中国无数的“水浒迷”、“三国迷”过不去，他只是把自己对作品真切的见解提出来，以唤起读者的思索。哪怕是不认同刘再复的看法，也不要跳将起来，而是要平心静气，好好想一想，他提出的问题值不值得我们顺势检讨“双典”的基本价值观？文学作品是以潜移默化之力去影响读者和人心的，也就是梁启超说的“浸、熏、提、刺”的作用。艺术的水准越高，修辞越加精妙，如果它的基本价值观是与人类的善道有背离的，那它的“毒性”就越大。就像毒药之中加了糖丸，喝的人只赏其甜味，而不知觉毒素随之进入体内。《水浒》和《三国》正是这样艺术水准很高而修辞精妙的文学作品。刘再复虽然批判“双典”，但并不否认“双典”的艺术价值。而正因为它们的艺术性，才要将被伪装包裹起来的有问题的文化价值发掘出来，并郑重地指出来。用他的话说，这两部小说的最大问题是，“一部是暴力崇拜；一部是权术崇拜”。
刘再复是以文化批判的眼光看待这两部小说的，他把《水浒》和《三国》的文化现象放在漫长历史演变中观察，提出了“伪形文化”的问题。刘再复受史宾格勒的启迪，从史氏《西方的没落》中分析阿拉伯文化的“伪形”演变，而联想到中国文化在历史演变中的“伪形”现象。不过史宾格勒以为宗教力量的渗入是引起阿拉伯文化“伪形化”的原因，而刘再复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新解，认为中国文化的“伪形化”不是由于外部文化力量的融入渗透，而是由于“民族内部的沧桑苦难，尤其是战争的苦难和政治的变动”原因。笔者以为，这确实是一个对历史有锐见的观察。
晚清时期进化论思想弥漫中国的知识界，以为努力进化，人生与社会也必将抵达一个尽善尽美的境地。章太炎先信后疑，提出“俱分进化论”，抗诘来自西方的这股“科学乐观主义”。他怀疑“进化终极，必能达于尽美醇善之区”的看法，而以为“善亦进化，恶亦进化”。章太炎这种“恶亦进化”的思想，与刘再复《双典批判》讨论的文化“伪形化”，实在就是异词而同指，“伪形”其实就是人类恶根及其文化在历史演变中的积累和沉淀。反观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历史是只朝着道德至善的方向进化。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人类的善根在发扬光大的同时，恶根也不甘示弱，所以人类的为祸也呈层级递进之势。这一点，中西皆然。“伪形文化”开了苗头，也如同杯中茶垢一样，日积月累，越来越厚，而人们的生活也因此而习非成是，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欧洲史上，迫害异端是其文化的“伪形”之一。从罗马帝国时期迫使不甘就范的基督徒徒手与猛兽搏戏于斗兽场，到中世纪教廷对付巫女、异教徒的火刑柱，再到“二战”纳粹以工厂流水线的现代技术屠杀犹太人……这种迫害异端的“恶的进化”使人触目惊心。
刘再复揭出“双典”崇拜权术、崇拜暴力的大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由来有自。从先秦诸子开始讲“术”讲“势”，教导人主如何使用“诡道”，以四两拨千斤。同时，更重要的是大一统局面开创了巨大无比的官场舞台，供各式人主、人臣于其间长袖共舞。历经兵燹人祸、朝代更迭，权力舞台如走马灯来来去去，你方唱罢我登场。其间残忍苛刻，阴谋诡计不计其数，这种反复进行的逆向淘汰，终于在元明之际结晶为它的“伪形”表述——叙述一场场钩心斗角故事的文学文本，成就了一本中国人生的通俗教科书。任何一个有观察能力的人，都不能否认小说《三国》与这种历史和文化的联系，而这部小说之所以受到那么多国人的追捧，亦只有从这种历史和文化中才得到说明。北宋欧阳修作《新五代史》，就写过一位与罗贯中笔下三国诸君貌异心同的人物，这就是历事五姓九君而与孔子同寿七十三岁而亡的冯道。他的寡廉鲜耻真是堪当虚拟的文学形象与真实历史人物的恰当匹配。怪不得欧阳修在《冯道传》的序文中感叹：“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而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从先秦诸子的讲“术”讲“势”，至五代史冯道出神入化的运用，再到《三国演义》的荟萃提炼，或以为这就是权术文化的炉火纯青，达到极致了吧？孰知不然，它的当代演变还有更精彩的“集大成”。刘再复在《双典批判》中提到他“文革”中痛切的经验，知晓所谓“政治斗争三原则”：“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结成死党”；“抹黑对手”。
这个总结，比之《三国演义》更画龙点睛，也更有“现代性”。但是这种“现代性”不是使一个国家的政治迈向文明和人道的现代性，而是迈向万劫不复深渊的“现代性”，也就是中国历史文化演变数千年而沉淀下来的“伪形”。这是绵延不断的“恶的进化”，这是讲究权谋术数的文化糟粕。
同样，对造反性的暴力无条件的崇拜更是中国历史和文化演变而形成的“国粹”。暴力相向在人类历史上也许是与人类相始终的现象，但是在伦理和道义上给予造反的暴力如此积极而正面的价值，在各大文明传统中，恐怕是只此一家而别无分店。西方世界给予造反性的暴力在伦理上的首肯始于现代史上的法国大革命，而中国，笔者相信从神话至文明史的开端便是如此。如果这也是人类史本身一种伦理的“突破”，则中国文明无疑是先拔了头筹。可惜的是这种“先知先觉”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留下了沉重的伦理包袱。如何评价造反性的暴力在中国史上的意义，也许不是这篇短文能说清楚的。但是今天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它是一种灾难性的“伦理突破”，它连同它造成的历史灾难确实应当引发现代中国人反省此种政治伦理。从古至今一贯不容置疑的暴力造反的正当性，应当被放在现代政治伦理的天平上拷问。
当年齐宣王与孟子论起汤放桀和武王伐纣的事，因汤和武王都曾向桀和纣称臣，至少是伪装地称臣，所以齐宣王略有挑衅地问孟子：“臣弑其君，可乎？”不料孟子起而强辩：“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未闻弑君也。”这段对话是中国政治伦理学史上的一个分界线。一夫是否可诛，这是一个可容辩论的问题。但从此以后，臣诛君、民诛官、下诛上，甚至彼诛此，都可以借助“诛一夫”的旗号进行而有了充分的道义正当性。孟子这种政治伦理观念，不仅仅是他个人“好辩”的产物，更是表现了悠久的民族集体意识。比“诛一夫”更流行的古代口号无疑就是“替天行道”了，“一夫”的抹黑毕竟比不上“天道”那样崇高而有美名。而比“替天行道”更通俗的现代口号是“造反有理”。“现代”的降临伴随着“天道”的隐替，“天道”无人相信了，当然就比不上“有理”更加鼓舞现代人心。至于有什么理，则无需说明，这“造反有理”的口号更带着一股横蛮无忌、勇往直前的“现代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都领教过“最高指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什么理，老人家还是没有讲出来，我们可以视作这代表了路人皆知而不必讲的常识，连老祖宗的精华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那它不是日常生活的常识是什么？
翻开历史，历代揭竿谋反的豪杰之士无不利用“天意”来佐证暴力的正当性。喊着“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口号的造反始祖陈胜、吴广，当年便自书“大楚兴，陈胜王”，将它塞入鱼腹，置于鱼肆，再暗使人取回剖开，示愚民百姓以为“天意”；又使心腹夜晚学狐狸叫说：“大楚当兴陈胜当王。”将这种伪造的天垂示当作自己“替天行道”的证据。汉末张角行五斗米道，自编民谣：“苍天当死，皇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又使亲信传唱，以为民谣。元末红巾军谋反前，好事者先凿一独眼石人，刻上“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然后趁着月色将它埋在即将开凿的河道中，并预先散布童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待开河民工掘出石人后，谋反者群起煽动，以为上合天意，下符民心，由此而展开轰轰烈烈的元末群雄大起义。《水浒》里两个造反的头领晁盖和宋江都善于运用此种由来已久的手法，证明啸聚山寨、暴力揭竿的正当性。晁盖等七人策划取“那一套富贵”生辰纲时，晁盖便向众人说了自己的一个梦兆：“我昨夜梦见北斗七星，直坠在我屋脊上，斗柄上另有一颗小星，化道白光去了。我想星照本家，安得不利？”一个实际上的抢劫行为，经梦兆的打扮就成为“替天行道”的光荣。诸路好汉“小聚义”于梁山，经过一番推让排定座次，宋江便津津乐道给他带来灾难的民谣：“‘耗国因家木’，耗散国家钱粮的人，必是家头着个木字，不是个‘宋’字？‘刀兵点水工’，兴动刀兵之人，必是三点水着个工字，不是个‘江’字？这个正应在宋江身上。”他的应声虫李逵闻声跳将起来呼应：“好！哥哥正应着天上的言语。”无论古代的“替天行道”还是现代的“造反有理”，笔者相信，草根的复仇和被压迫者原始的仇恨本身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造反者的暴力在中国史上可以那么血腥、残酷，在此基础上必须加上政治伦理的力量，才能说明它的血腥性和残酷性。因为政治伦理就是意识形态，它给人的行动赢得正当性。当一个暴力行为被说成是“替天行道”或“造反有理”的时候，当事人便只觉得其合理，而不觉得其残酷、血腥。当风云际会，人们集合在这种正当性的旗帜下之时，人性中的暴力倾向就被组织化了，组织的力量便把暴力的灾难推向更高的层级。人的良知和天性被这种意识形态层层遮蔽，往而不返。当我们观察历史上暴力现象的时候，深感可怕的甚至不是暴力本身，而是把暴力打扮得合理正当的这种“替天行道”和“造反有理”的意识形态。当我们从当代的暴力灾难远溯历史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绵延而累代加强的这种文化的“伪形化”。此种“恶的进化”造就了中国文化中对造反性暴力的崇拜。